詹澈說： 當一個政權極力的想盡辦法維持它的既得利益，卻終究要崩潰時，若是其本質上仍有改善的良性反應，對於原先可以促使其改革，但反而被壓制而加速其崩潰的知識份子與文學工作者，可能不會翻臉。若其本質不變，是絕對要翻臉的，那時要算總帳的根據即是白紙黑字的作品。然而，同時，人民的眼睛與心靈，也正在凝視、審判著這個鬥爭的是非。 魯迅棄醫從文，是為了要從人的心靈改革中國人民的劣質，他臨終時，仍交待後輩不要做一個空頭的文學家。而老舍臨終時卻大叫，要他的孫子「不考文科!不考文科！」，中國的文學工作者，還要痛苦的彷徨多久呢?難道這是宿命? 任何一位文學創作者都有其不可逃避和抗拒的制限，這有如文學勢必要有小說、散文、詩之形式一樣，除非是偉大的天才，但他也是從這個制限中掙扎才能突破而出的，李白、惠特曼、拜倫不也是這樣嗎?沒有這個制限就沒有他的創作，這個制限就是他生長的時代社會所既成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傳統。 自覺的、有志於中國新詩創作的詩人們，讓我們從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，或從大陸的文革經驗裏，清楚的認識這個傳統，仔細思考未來的大道，從而互相鼓勵、互相欣賞、互相尊重，謙虛的，又是自重的寫出屬於小我，也屬於大我，更屬於未來的、更真、更善、更美的作品。